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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宴会中的席位描写对人物塑造的作用

时间:2018-11-01 编辑整理:韩笑 来源:早发表网

【提要】《红楼梦》中有名目繁多的宴会,其中宴会中的席位描写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有重要作用。《红楼梦》中单席的宴席形式是对传统“一人一席”的继承,表现人物身份尊贵,凸显人物内心委曲;此外,多人围坐的宴会席位受到礼制的影响,严格按照尊卑等级次序,彰显了主席人的政治身份,对情节发展亦有推动作用;最后,通过对特定人物出场与缺席情况的梳理,展现了丰富的人物性格与复杂的人物关系,主要以贾环为例。

【关键词】红楼梦席位描写人物形象

《红楼梦》通过众多宴会的描写?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正如林冠夫所说:“那无数次酒宴和各种觞政,当然都是为写人物服务。”在不同的宴会中,席位的描写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有着见微知著的作用。通过宴会人物的席位可以表现人物的身份。这种身份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政治身份;另一个则是人物在情节中的地位。小说的任务是写人,人物在不同席位上展现出来的双重身份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

一专席的宴席形式

《红楼梦》中的部分宴会是以专席的形式出现的。这种专席的宴席形式是对传统“一人一席”的继承,二者的内涵亦具有高度一致性,都是为了凸显人物身份的尊贵。但在小说中,专席的宴席形式一方面表现人物身份的尊贵,另一方面还表现出人物内心的委曲,丰富了人物性格。

专席的宴席形式出现的时代较早,主要是为了表现人物的尊贵。《礼记·曲礼》中记载:“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异席”体现出对“长者”的敬重。一直到宋代,围桌会食的合餐方式基本定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专席的消失。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到了泰安州客店接待客人设席时亦有专席、多席之分:“上者专席,糖饼、五果、十肴、果核、演戏;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饼,亦肴核,亦演戏;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饼、肴核,不演戏,用弹唱。”明代著名传教士曾德昭撰写的《大中国志》上部亦记载了中国宴会的一些风俗习惯,其中就提到了这种“专席”:“他们用餐桌的数量去显示宴会的盛大,一般是一桌坐四人,或一桌两人,但对于大人物来说,他们安排一人一张桌子,有时两张,一张供吃饭用,另一张用来摆杯盘。”可见专席历史悠久,而专席与非专席也体现出宴会规模、人物身份的不同。

专席的宴席形式在明清小说中亦多有体现。如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第68回就有专席的描述:“西门庆独自一席,伯爵与温秀才一席——留下温秀才座位在左首。旁边一席李三和黄四,右边是他姊妹二人。”应伯爵虽然年龄较大,但是西门庆有钱有势,应伯爵只能曲意奉承,此处西门庆独坐一席显示的就是其身份高于其余几人,将在场人物之间的关系委婉地表现出来。《儒林外史》第10回:“编修公奉新婿正面一席坐下,两公子、两山人和鲁编修,两列相陪。献过三遍茶,摆上酒席,每人一席,共是六席。”这里新女婿等人也是一人一席的坐法。而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巅峰的《红楼梦》,亦有用专席的宴席形式显示人物身份尊贵的描写。小说第71回,为庆祝贾母八十寿诞,南北王妃前来赴宴,“上面两席是南、北王妃”,南、北王妃是“一人一席”的专席,“左边下手一席,陪客是锦乡侯诰命与临昌伯诰命”,这是二人一席。无独有偶,第53回元宵节的宴会,“上面两席是李婶薛姨妈二位。贾母于东边设一透雕夔龙护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李婶娘、薛姨妈、贾母三人都是“一人一席”,但其中还有细微的差别,编辑特意交代出贾母的坐卧家具,榻在明代已非一般家庭所用,是一种坐卧两用的高档家具,其上一般放矮几,几的两侧分别铺设坐褥、引枕,主要放于厅堂等高雅场合。榻下有一张高几,设着璎珞花瓶香炉等物,据王世襄在《明代家具研究》中记载:“在明代图画中时常可以看到香几。富贵之家,或置厅堂,上陈炉鼎,焚兰媪麝。”贾母的席位就符合这种形式,体现出贾母身份的尊贵。以上都是通过专席的席位表现人物身份。

但在《红楼梦》中,这种专席的形式不仅仅显示人物身份之尊,还能够展现人物复杂的内心。小说第17至18回中,贾府设宴招待省亲的元妃,贾母等人在下相陪,此时元妃是独坐一席的。这种“合礼不合情”的做法,使得元春格外伤感。因为按辈分来说,元春是贾母的孙女,贾母应上座,而按礼制来说,元春是皇妃,代表皇室至尊地位,身份高于贾母,元春自然要上座。这种情况下,血缘亲疏关系要让位于君臣等级关系,以显示元春身份的尊贵,但同时这种专席形式也加深了元春内心的孤独与委屈,无怪乎元春多次“垂泪无言”,并说出“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之话。

总之,这种“专席”的宴席形式继承了古代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习俗,可以体现人物的政治身份。但在小说《红楼梦》中,这种形式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扩充,不仅具有凸显人物身份的作用,还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和全面。

二以主席为中心的围坐

随着高型家具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围坐合餐的形式已经彻底取代了传统的分食形式。《红楼梦》中的宴会也多为围桌而坐,在这种宴会中,坐于主位上的人身份尊贵,相应地,距离主位越近的人身份越尊。这种坐席形式不仅能够彰显人物的政治身份,还能表现人物对情节发展的推动作用。这种人物身份的双重性极大拓展了人物形象的深度。

《红楼梦》宴会中首席的宴会座次凸显人物身份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表现出人物身份地位的尊贵。《红楼梦》中大多数宴会都是围桌合食的形式,其中方桌的形式较多,圆桌较少。但无论方桌、圆桌,其座次安排都有尊卑等级之差,坐于主位的人身份最尊,其余则依次递减,因此可以通过人物的座次判断其身份的尊卑。要想研究《红楼梦》宴会座次中的尊卑次序,必须要先了解宴会的空间秩序。经黄云皓考证:“贾府的第宅规模格局与清代《天咫偶闻》中卷十所载的北京大型府第并无二致,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贾母院的布局体现出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的布局方式。”也就是说荣国府跟当时的贵族宅院相同,分外宅、内宅,外宅主要是延接宾客之所,内宅则是居住之所,主要建筑是“堂”“室”“房”。在这些空间结构中,方位已经不单纯是记录自然方位的符号,而是有了尊卑贵贱之分。清代学者顾炎武在《知录》中通过对古代史料的研究,认为“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稍晚的学者凌廷堪则在《礼经释例》中更为确切地提出“盖堂上以南乡为尊……室中以东乡为尊”。由于建筑的坐北向南,因此在堂中南向的位置是最尊贵的,如《论语·雍也》:“雍也可使南面。”天子上朝时也是面南而坐。相较前堂来说后室面积较小并且东西长南北窄,室内最尊的座次是坐西向东。《史记·项羽本纪》中的记载:“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在堂室结构的房屋中,离主位越近的人身份越尊贵,反之亦然。如第三回中迎接黛玉的宴会:

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坐左第二,惜春坐右第二。

黛玉作为客人以及贾母疼爱的外甥女坐在离贾母最近的左边座位上,其后迎春姐妹才告坐,此次座次安排是严格按照等级次序安排的。虽然左边第一个位子也是较为尊贵的位子,但是黛玉并没有坐在上首,还因为主客关系要受制于尊卑长幼关系。贾母在贾府中享有最高的权威,其座次一般都在上首。一方面由于清代延续传统儒家注重孝道的传统,《柳边记略》卷四记载:“俗尚齿,不序贵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夫权的缺失”使得贾母处于“权力顶端”的特殊地位。台湾学者欧丽娟曾专门论述过贾母在贾府“整个家族金字塔尖的权力领袖”的地位:“一旦丈夫过世,这位母亲成为寡母后,便从夫权的挟制中摆脱出来,并独占了所有亲权……就神话学的隐喻而言,这是她从附属的配偶神又恢复了孤雌纯坤的大母神地位。”作为“老祖宗”的贾母自然具有了传统意义上“严君”的权力与威严,自然要坐在上首。总之,《红楼梦》中的宴会座次安排基本都遵循这一基本规则。

人物首席的座次对情节发展也有重要的推动功能。《红楼梦》第43至44回写贾府“炙手可热”的掌权者凤姐的生日宴会,其中特意写到贾母对凤姐的宠爱。第43回开头写贾母提议众人凑份子为凤姐过生,第44回又写到“贾母心想今日不比往日,定要教凤姐痛乐一日”,于是贾母与薛姨妈只是在里间歪着,外面几席是凤姐等人。这里的里间外间有区隔空间的功能,所以凤姐得以坐在首席。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过:“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这种因果关系就是叙事的动力,显然凤姐的座次是后续事件发展的重要动力,凤姐是寿星且在贾家拥有巨大的权势,因此众人都来劝酒,劝酒者范围较广,不仅包括家中诸姐妹,还包括嬷嬷、丫鬟,这反映出凤姐作为一个“掌权者”平日要与贾府各层次的人打交道,而贾府中的奴仆也借此讨好凤姐。由于劝酒者人数众多,凤姐又推辞不得,所以自觉酒沉了,便趁众人不注意扶着平儿回房去了,回房后发现贾琏与鲍二家的通奸,夫妻闹得满府皆知,鲍二家的也因此上吊自杀。本来是喜庆之事却以悲剧收场,这也印证了《红楼梦》中第l回僧道劝诫顽石时所说的:“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甲戌本侧批亦写道乐极悲生……等四句乃一部之总纲。由此可见,贾母特意让凤姐坐于首席不仅是为了凸显人物身份的尊贵、受宠程度,还是一种情节上的需要,贾母等长辈的“不在场”使凤姐得到首席的座位,众人由此可以对凤姐进行劝酒,紧接着引发了其后的一系列事件。

多人围坐的宴会中,其座次安排受到礼制的支配,严格遵循尊卑长幼的原则,因此以主席为中心的多人围坐是判断人物身份尊卑的重要方法。《红楼梦》中,多人围坐的座次安排不仅显示出人物的政治身份,还表现了人物在情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成为事件发展的叙述动力。

三人物的缺席与入席

在《红楼梦》不同的宴席形式中,人物的座次安排都有一定的规则、秩序。这不仅能够彰显人物的政治身份,还有着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等特定的叙事功能。然而在小说中,还有一类容易被忽略的特殊情况,即人物的缺席。在本该出席的宴会中缺席,不仅显示出人物身份的特征,更与其性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仅有的几次出席情况,却并不是因为政治地位的变化,仅仅因为人物能够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本节主要通过梳理《红楼梦》中特定人物出场、缺席次数,借以对人物身份、性格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

通过对特定人物缺席情况的分析,可以了解人物的身份特征。本节选取出场次数不多的贾府少爷贾环,通过对贾环出席宴会情况的分析,可以对贾环身份、性格甚至人物关系有一个更深入地了解。纵观全书可以发现,在众多宴饮场景中,贾环仅出席了四次,与几乎次次出席的宝玉形成鲜明对比。为了更加清晰地看到贾环出席宴会的情况,对贾环、宝玉的出场进行统计:

 

当然在贾环缺席的17次宴会中,有些是大观园中宝玉与众女儿们举行的宴会,所以贾环没有参加。但是除此之外,一些重大的节日宴、生宴贾环也是不在场的,如第1l回中的贾敬生日宴、第17回至18回中的元妃省亲等。贾环与贾宝玉同是贾府的少爷,为什么贾环却在本该出席的宴会中缺席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贾环庶出的身份。贾环第一次出场是在小说第2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通过冷子兴的视角对贾环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即“其妾又生了一个,倒不知其好歹”,这直接点明了贾环庶出的身份。虽然庶出在法律、经济等方面与嫡子相差不大,如《大清律辑注》中载:“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备受压迫的,王熙凤经常教训他,赵姨娘骂他“下流没脸的东西”,众、鬟素日都嫌恶他,贾环自己也说:“我拿什么比宝玉呢。你们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但庶出的身份并不是贾环缺席的唯一因素。同样作为赵姨娘子女的探春却参加了包括贾环缺席的一系列宴会,何况探春作为庶出的女孩,其地位比庶出的男孩要低。第55回中,探春因凤姐生病暂时代替凤姐理家,凤姐与平儿谈论起探春的时候,凤姐说:“我说他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平儿笑说就算她不是太太养的,也没人敢小瞧了她,凤姐却叹道:“你那里知道,虽然庶出一样,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庶出的孩子,女孩的地位要低于男孩,因此,庶出的身份并不是导致贾环屡屡缺席的直接原因。

而从更深层上来说,庶出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贾环的猥琐与阴鸷。《桐阴清话》卷四2B一3A面中记载:“尝于珠江画舫中,见一女郎,手持湘妃竹淡金面摺叠扇一柄,蝇头细书《红楼梦》人名,下合《西厢记》曲一句,词意酷肖,真雅制也。贾环名下,日:‘一地胡拿’。”作为贾环父亲的贾政都觉得他“人物委琐,举止粗糙”,可见“一地胡拿”确为环哥顽劣言行的定评,庶出的身份使他在成长中缺少关爱,加上赵姨娘的不良影响,形成了贾环“悖德型人格”,也叫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具有悖离社会规范、对人冷淡无情等特点,贾环将自己生活现状的不满简单地归结于“正出”的宝玉,因此才会有第25回中的将蜡烛推到宝玉脸上,第33回的向贾政告状等行为,而且在平日里,与鬟赌钱耍赖、搬弄是非、调三窝四,受到众人的反感,缺席宴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庶出的身份以及由此造成的扭曲性格使得贾环缺席了很多重要的宴会,这是贾环政治身份引起的缺席。但是贾环在某些宴饮场景中是在场的,这种情况就值得大家去探讨其中隐含的深意。关于贾环,只有两次较为详细的座次描写,这两次出席并不是因为贾环政治身份的转变,而是因为他的出场对推动情节发展、预示人物命运有重要作用。贾环第一次座次描写是在第75回中秋节夜宴,贾母作为贾府的“老祖宗”坐在居中位置,其余人按照血缘亲疏依次坐定,席间击鼓传花,宝玉、贾兰都作了诗并得到贾政的赏赐,然而一向受到冷落的贾环此回亦接到花,于是他便在席上“立就一绝”,诗的内容佚失,庚辰本回前批日:“缺中秋诗,俟雪芹。”但重要的是在场人的反应,这里贾环作诗后众人的反应有版本的差异,见下表:

 

戚序本、蒙古王府本作“说的贾赦都笑了”,庚辰、列藏本作“说的贾赦等都笑了”,程本、杨藏本作“说的众人都笑了”,可以看到前几个版本都在强调贾赦,故贾赦要诗来瞧,显得合理一些。贾赦对诗的评价在《红楼梦》中可以说是第一次,所以这一次贾赦的评价是颇有意味的:“(贾赦)因又拍着贾环的头,笑道:‘以后就这么做去,方是咱们的气,将来这世袭的前程定跑不了你袭呢。’贾政听说,忙劝说:‘不过他胡诌如此,那里就论到后事了”’。这里贾赦提到了“世袭的前程”,预示了在贾宝玉离家后,贾环会承袭贾政的位子,陈其泰在程乙本此处批道:此后为实事。且第75回的回目:“开夜宴异兆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谶”。这个佳谶很有可能就是指贾赦说的“世袭的前程”。不仅如此,贾赦对贾环的评价还显现出贾赦与贾母、贾政之间的矛盾,贾赦对贾环的评价明显表现出自己对贾政的不满,暗中讽刺贾政为“书呆子”,贾赦、贾政这段对话绝非言辞不清,语义难明,而是把各自的心态、生性、气度、目的表现的明白如画,而且就在贾赦评价贾环的诗之前,贾赦还讲了一个“偏心”的笑话,使贾母很不自在。无独有偶,贾环的第二次出场是在第94回。第94回海棠花不时而开,贾母在怡红院设宴赏花,席间命宝玉、贾环、贾兰各写一首诗志喜,贾环的诗句中有“冬月开花独我家”句,这个“我家”一方面可能是用到了前代诗歌的写法,如曹勋的《长安有狭斜行其一》:我家本神京,住近濯龙北;《长安有狭斜行其二》:我家铜驼陌,高阁通朱邸;苏轼的《游金山寺》: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人海。表现自己的自豪与欣喜,但另一方面显示了贾环以后可能会成为怡红院的主人。《新批校注(红楼梦)》中此处亦批道:“诗有‘霸气’。贾环居然以怡红院为‘我家’矣。”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特定人物如贾环的缺席与他的身份有很大关系,但因为身份导致的扭曲性格使得贾环缺席了很多重要宴会;人物仅有的两次出场也并不是人物之间关系的缓和或者政治身份的变化,只是因为贾环在文本中作为重要的人物有推动情节发展、暗示人物命运的作用。因此人物的缺席与在场实际上展现了人物在文本中的双重身份。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蕴含着巨大的文学价值。其四时宴饮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关于宴会席次描写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作用尚有一定的挖掘空间。通过对文本的细致梳理,笔者发现席位描写不仅能够展现当时贵族家庭的礼仪风俗面貌,而且在表现人物性格、揭示人物身份、刻画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诸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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